輕輕的我走了

 

首先不得不說，

這本該是 生日 感言。

並不是忙到忘記過生日，

也不是失憶到搞不清自己生日在五月還是八月，

純粹因為該在五月生日寫的感言無法完成，

只好延期幾個月試試。

這種因為 特定原因 而不得不延期的情況在 coronavirus 疫情期間大家應該很熟悉了。

至於那 原因 是什麼呢？

其實，真要說的話這是從 去年生日 推遲了一年多至今的感言。

35 歲那年，在即將離開台灣踏上歐洲未知領域的前夕，

我跟自由潛水的同伴在聞得到鹹鹹海味龍洞岩場旁的涼亭，聊到關於每五年就要做件厲害事情的概念。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概念，

記得當時我在涼亭還想著「真有這種事嗎？」

的確，當時的人生好像悄悄遵循著那時間線：

30歲離開很喜歡的工作環境與同事主管去澳洲打工度假，

35歲再次離開很棒的工作到荷蘭念完全不同領域的碩士。

荷蘭之後我因緣際會，

或者該說陰錯陽差地走上博士之路，

可能是年紀太大，也可能是因為與之前工作完全不同的領域，

走起來 非 常 辛 苦。

而 每五年得做件什麼事情 的概念則像背後靈，

三不五時的追上來敲打我的後腦。

直到去年 40 歲生日。

那是個相當低潮的生日。

研究發表進度保守的說是緩慢（趨近於無）

與指導教授間的溝通也是諸多問題，到幾乎被下了最後通牒。

整年間我時時刻刻都在想著關於 辯證（justify）的事 —

辯證我的研究，辯證我的想法，辯證我在研究中，生命中，生活中所做的所有決定 —

生命彷彿充滿數不盡有形或無形的 reviewers，

而我的生活則被那無止盡的 rebuttal 所填滿。

然後一切就爆炸了

爆炸讓眾多 reviewers 稍稍收手，

我暫時也無力接收回應那永不停止的 comments。

讓自己復原，成為我生活的重心，

身體層面上的復原，心理意義上的復原。

伴隨著那緩慢的恢復過程，有些以前一直無法做到的事情反而漸漸做得出來，

儘管以不大一樣，或說可能仍舊不被特定 reviewers 認可的方式。

但總算稱得上成果。

在那過程中，我開始思考起關於生命中接受與拒絕，承受與割捨的界線與距離。

過去十年間我不間斷的讓自己處於「接收一切」的狀態，

那是能被輕易接受的態度（包括自己）

事實是，在多數社會價值觀中，那是被推崇，被認為正面且正確的生活態度。

有那麼多故事環繞「現在努力一點，就有一天會嚐到甜美果實」的故事線。

「為了想做而做？不想只為了果實而努力？」「那怎麼行！少天真了！」

果實的給予權往往掌握在 他們 手中，可他們才不為你的努力而鬆手。

到最後那「努力一點」在實作層面往往等同 花更多時間/多做些嘗試/同時多做幾件事（multitasking）/多與人交流，以及「多忍耐適應一堆即使令自己不舒服的事」

可能我沒天份，或是超過能做的量太多，

總之爆炸後我決定要開始練習放棄。

現在的我分得出放棄與逃避的差別。

因此，在勉強還來得及保留所剩無幾的 底層 之際，

我決定離開博士之路。

或許在終於能有數篇 paper 被接受的這一年做換工作的決定有點怪，

或許在 coronavirus 帶來這麼多不確定性的這年做換工作 + 跨國 relocation 的決定有點怪。

但那些都只是屬於容易被旁人理解（或不理解）的理由，

而我再也不願為了那種類別的理由 justify myself

下一站我將踏上與曾經熟悉的 IC 相關領域，說來這又是另一個故事。

不過，如果沒有過去幾年的經歷，沒有那爆炸，大概就不可能拿到上車的車票。

當然，一切在發生當下都不知覺就是。

誤闖學術界的幾年間我得到很多，也失去一些（等價交換）（前陣子剛追完鋼之鍊金術士）（進度很慢我知道）

除了有幸獲得許多先進同儕無私的幫助外，

有開心的一瞬，也有留下自己認可的貢獻。

這幾年的大冒險我真的有盡力，

關於這點，我問心無愧。

So, 

yes, 

Kai is back.

學術 paper 的故事性

「這個世界上也有和事實完全吻合，卻全然不真實的故事。那種故事大體上都很無聊，而且在某些狀況下還會有危險」 — 村上春樹《我們那個時代的民間傳說—高度資本主義前史》

如果要說我誤闖學術領域的這幾年有什麼領會，或總覺得格格不入的地方，大概就是這個了吧。

在 GRE 的訓練教材曾看過一句「Academics are the masters of eschewing clarity」

那時還天真的想說怎麼可能（笑）

但，真的是真的。

學術 paper 總是從 introduction 及 related work 開始。

其目的在於藉由努力的旁徵博引，說明你要講的東西是有邏輯的，絕對不是憑空想像的。

但這藏著ㄧ個本質上的問題：為什麼別人沒想到呢？被旁徵博引的 literature 為什麼沒提呢？

多數學術 paper 巧妙的把這點轉移成 contribution。 

講法上大概是「以前人想了這麼多，而我的貢獻就是架構在他們之上多走了一步」

貌似謙虛其實自大的論點。

再來關於 literature，

幾乎不管是什麼樣的領域，都會有兩派以上的理論，

他們貌似尊重理解對方，

但本質則無止盡地重複在說「我是對的，你的話我不知道」的概念。

為什麼這樣的情況會出現並持續存在呢？

道理很簡單，因為所有的 literature 都只是被其他研究員 在方便的情況下 所取用的。

今天我想 argue 某個論點，我當然會找對我有利的 literature，

至於那對我不利的，就稍微帶過，

或是找幾個不適用的理由。

一般來說這理由不難找，因為同樣的理由也大概可以用在那些對自己有利的 literature

（當然沒人會去這樣用就是了）

以帶有實驗的學術 paper 來說，

再來就是關於實驗結果與討論。

這是最歪斜的部分。

當然，白紙黑字寫下的都是事實（以一個有正確道德的研究員來說）

但那畢竟不是所有的事實，不可能是。

是說本無所謂所有的事實，因為能夠寫下的有限，

而寫作本身就是一個觀點下的事實。

因此無論怎樣的事實必定會加上作者的解讀。

就像尼采所說：「沒有真正的事實，只有詮釋。」

但是歪斜自此乘隙而入。

作者的解讀往往怎麼看都很明顯的導向某個方向，

另一個方向的可能性則被各式各樣的理由抹去，

寫得越好的 paper，越有所謂 故事性 的 paper 越是如此。

而無法抹去的就不放進 paper，

就這麼簡單，這不是 rocket science。

這是一門被稱為 academic writing 的藝術，

做得越好的人，越容易得到「this paper is very well written」的 review 。

大家一起製造出一篇又一篇「全部都是事實，卻傳達不出真實」的文章。

Clarity 像月亮那樣被吃掉，缺了一角，

沒人真的在意。

05.05.2020 後記：在指導教授的建議（或要求，我從來就分不清楚）之下，我終於也開始製造這樣的文章。簡單來說就是把不符合預期的實驗結果從 paper 取出，並在 method section 為那個量測數值編造 更合理的 理由（例如：我們量測那個數值只是為了達到量測以外的目的，因此對該量測值我們不會也不需要做分析）。以結果來說，這篇 paper 做了一些假設，執行了一個實驗，然後實驗數據完全符合我們的假設，天下太平國泰民安，結案。

公館女孩

顧名思義，公館女孩住在公館，

至少在我們認識時是的。

那時班上有個從轉學過來的同學，

爸爸是外交官，

他則一張混血俊俏臉孔。

而他的女友就是公館女孩。

混血轉學生來的那個學期，

我常看見公館女孩的身影。

她並不是特別美的類型，

但在我眼中除了可愛的臉龐外，

她的眼睛似乎還透露著某種故事性。

但當時她對我來說就只是轉學生的女友，

不具其他形式上的意義。

轉學生一個學期後突然就離開了，

正如他無預警的轉入我們班一樣。

在那之後，我在補習班遇見了公館女孩。

那次見面有著宿命性的尷尬。

當時她正在補習班櫃台處理報名的問題，

櫃台處理人員不斷解釋公館女孩報名單上註記「流」的意義，

她則聽不太進去似的爭辯。

那當下我們總之打了招呼（有點尷尬的），

像正式開啟什麼似的。

之後我們有時會一起從學校去補習班，有時不會，在學校有碰到面就一起去。

我慢慢知道原來她帶著有趣口音的中文是因為國中前都住在歐洲的關係，

與那交換的就是無可挑剔，帶著迷人英腔的流利英文，

雖然我從不覺得她的中文有什麼問題就是了。

轉學生有天突然回到學校拿文件。

放學後我在學校操場遇見他們，

他的手搭在她肩上，宣示意味濃厚。

轉學生或許不知道我跟他女友（如果還稱的上女友）已算是朋友，

指著公館女孩對我介紹。

公館女孩低著頭問我「你晚上去上課嗎？」

「應該會去吧」

公館女孩微微一笑，像確認完畢似的把滿臉疑惑的轉學生拉走。

那晚她沒有去補習班。

高二時她選了文組，

沒有必要再補文組不需要的物理。

我們失去了那交談的正當性。

事情出現轉變是從英語作業開始。

那作業要求我們分組去路上找外國人聊天並錄音。

出發點不錯，但實行上有很多模糊地帶的學校作業。

首先外國人的定義就很模糊，

外國人與英語的關聯性也不明確。

但總之是必須完成的作業。

跟同組夥伴討論對策時，

我想到公館女孩。

不能說完全沒有私心，

但她在 某個程度 也稱的上是外國人吧。

於是我去找她商量，

她流露出開心的樣子，

我提及會錄音時她露出擔心的神情，

她不確定她們班英文老師有沒有辦法聽出她的聲音。

不過她想了想表示沒問題

「因為我不用上英文課啊！老師大概沒聽過我講英文吧！」

錄音當天我們一群男生帶著準備好的問題去找她。

作業規定 20 分鐘的錄音，

計畫是一組五人每人撐四到五分鐘。

結果我開場聊了四分鐘後換隊友，

四個隊友都像公務員蓋章似的跟公館女孩一問一答，沒有對話，

不到十分鐘就把問題問完了。

然後彼此大眼瞪小眼，

公館女孩則看著我。

「這樣不行」

我硬著頭皮跟公館女孩開始亂聊。

我問她最近在做什麼，看了什麼書或電影，為什麼來台灣，對台灣的印象。

她邊裝成很興奮的遊客邊回答。

我們聊電影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

其實是上週末學校剛播過的電影。

訪談到後面我毫無緣由冒出一句「I think you are very cute」之類的話，

她臉頰微微泛紅小聲回了句「thank you」

整個錄音最後 當然 遠超過 20 分鐘。

那個作業受到英文老師大力稱讚，

老師大概很開心我們這組真的有用實在不怎麼樣的英文跟 外國人 聊天，

他開心的講解美式與英式英語在發音上的差別。

我花了非常多時間在這個作業，獨自做了 transcription。

但我更在意的是公館女孩與我的對話內容。

高中最後一學期我搭上推薦甄試的風潮順利推甄上南部學校。

公館女孩保送上她家旁邊的大學。

由於不必準備聯考的關係，

有些課變成可以不用上。

我最常做的事情是跑到圖書館用電腦上 BBS。

在圖書館偶爾會遇見她，

遇見時她都好像很開心的樣子，

像害怕破壞什麼似的我們從不做關於見面的約定。

我們也一起負責了些學生事務，

例如製作畢業紀念冊及協辦畢業典禮。

見面的理由及次數大增，

但沒有無趣的見面。

畢業那天在回家路上我們剛好同路搭車，

她在車上問我暑假有什麼打算，

我說打工存錢買一台摩托車吧，以後去南部用得到。

她笑著說「你這個奸詐的台北人，可別傷了南部單純少女心喔」，

「妳才別欺負從南部上台北念書的老實男生咧」

到了公館，我們站在書店外亂聊，

我們透過玻璃觀察書店旁速食店內一對 看就知道 在相親的男女，

我們聊著她去年跨年時的活動，

也聊彼此對未來大學生活的想像。

那是我跟公館女孩最後一次見面，

照例相當愉快的一次。

大學的生活當然非常多采多姿，

我透過共同朋友知道她活躍於外文系，

也得知她在一次出遊中出了車禍傷了腿，開刀住院非常長的時間。

我從南部寫了幾封信給她，附上幾個可愛飾品。

她則用看起來花了很長時間寫的信，回應她把那飾品放在病房窗邊陪她度過非常無聊的漫長住院日子。

她隨信附了一本 ”靈魂的出口”，一本與她氣質很相襯的書。

我對她住院還能買書這點感到驚訝。

在一次回台北的機會我特地繞到醫院，想給她個驚喜，

那天過了探病時間，但我還是不死心的問了護士。

沒想到護士查了電腦後「她今早剛出院噢」

原來世上真有這麼巧的事，

19 歲時的我還無法理解的程度。

我在醫院外面打電話給她，有點 overwhelming 的。

其實計畫是除了驚喜之外，還有些 一直想說的話 打算當面講。

並不是需要立刻做出決定類型的話，但確實是只能也只該面對面講的話。

我在電話裡問候她的出院生活，

她家有點吵雜，可能正在慶祝她終於出院。

她問我書看得如何，我不好意思地回答只看了不到一半，

老實說那本書是我通常得花上很多年才看得完的類型。

她說她很驚訝我在她出院當天 “剛好” 打電話給她，

我講不出我其實正站在醫院外的公共電話亭內，

也講不出那些本該面對面講的話。

我極不自然的乾笑，

那 乾乾的感覺 迅速滑溜到話筒另一端。

她問我「你為什麼一直在笑？」

我回答不出，說了句「沒什麼啦」後迅速逃離電話亭。

那是我跟公館女孩最後一次對話，

完全稱不上愉快的一次。

幾年後我試著從共同的朋友打探她的消息，

有人說她回歐洲唸書，

也有人說香港。

我每隔幾年就會像突然想起似的，在網路瘋狂找尋關於她的蛛絲馬跡，

但那像滴在沙漠中的水似的，名副其實的什麼也沒。

有一年特別冷的除夕夜我寫了封信寄到她公館地址，

幾週後收到加註著 “查無此人” 的退件。

她那異常好記的電話號碼我再也沒撥過，

而那本 ”靈魂的出口” 也陪著我走遍台灣再到歐洲，

20 年仍沒能看完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