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有目的性的旅行

以目的性來說，

這是一個試著尋回自我的旅行。

在旅程中，我盡可能複習了那些稱得上生命中的錨，

那些曾在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物。

例如水肺潛水（想想居然已經超過五年沒潛水）

例如躺在沙灘曬太陽（上次是十年前躺在澳洲的黃金海岸沙灘上）

例如什麼也不做就只是飄在海面看天空發呆（最近一次是五年前在台灣與自潛潛伴）

在旅行的中後段，我出了一個很愚蠢的摩托車意外，

簡單來說就是壘殘。

不得已的體驗了希臘小島醫院免費醫療（完全免費）

即使如此我也拖著用這樣的雙腳逛了 Samos 的藝術村（Manolates）及 Rhodes 的兩個古城（Lindos 及 Grand Master of the Knights）

當然仍有很多地方以這樣的走路速度及疼痛程度實在無法拜訪，

但時不時有某個聲音試著跟我說些什麼的感覺。

回程當天，踏上飛機前，

我接到一份面試的邀約。

是兩個多月前應徵的一份工作，

老實說是有點 莫名其妙 的工作。

但那 莫名其妙性 正是我應徵的理由，

那裡有什麼非常吸引我。

那是份在遊輪公司做資料分析性質的工作。

10 年前在澳洲打工度假時，

我常想著若能在遊艇公司，或是那種 day cruise 工作的話就太幸褔了。

當然和我在 Lady Musgrave Cruise 船上工作過的經歷有點關係。

那種帶著服務業的性質，帶給客人笑容的本質，

是我真心想做的事之一。

而資料分析則是我出國後才認真體認到，那是我適合，也該做的工作。

我沒想過兩者能夠有交集，

但若有的話也不錯。

好像是真的很不錯。

Too good to be true

回到瑞士後當然立刻到醫院做了檢查，

也確認韌帶受損到需要手術的程度。

在安排手術的同時，

我暗忖那 PhD proposal 大概是不可能生出來了，

從原先的 20% 正式降到 0.04%。

但也沒什麼不好，

既然自己總是下不了決心就順著流的方向吧，

只要確定自己一直有踏著舞步就好，

只有這個的話我還做的到，

這樣就 很好。

不過坦白說，還是有偷偷想著邊養傷邊面試上遊艇公司的資料分析工作，

但童話故事終究不太會發生，

那機率趨近於在路上看見胖郵差的頻率。

相談甚歡的首輪面試後我還是接到熟悉的 “I’ll give you some update by the end of this week”

週末則以拒絕信度過 happy weekend。

我試著從這些中間悟出些什麼，

但那實在太細微，比水底透徹的流還難以捉模．

真的沒有天份吧，大概。

我想肯定是這樣。

transitions

對我來說，

30 歲是第一個 Transition。

前 30 年的人生，我過著順水推舟的生活。

即使偶有些與周遭多數朋友相比不大一樣的決定（例如以我的成績遠離家人朋友去南部念大學）

但終究還是做著 方便 的選擇。

方便指的是「怎麼容易就怎麼做」的選擇方式。

那時年輕，有篤定的價值觀，

對未來莫名的自信，

那自信也帶來「就算失敗也永遠可以重來」的絕對信仰。

30 歲那年，

我的生活卡在一個奇怪的狀態。

雖然擁有怎麼看都稱得上一帆風順的人生，

不錯的工作，穩定交往的女友，

但心裡開始覺得自己像在 浪費什麼 似的消耗著生活，

至於那是什麼，我當時還不知道，

可我很清楚我從沒真正為自己做過選擇，

30 年份的選擇全都是所謂「安全」或是「正確」的選擇。

而那正確性是之於包括我在內的周遭所有人。

就在那正確性中，我總覺得有些 不正確 的東西。

於是我開始為自己做選擇，開始做些一向想做的事情，

那些單純 of my best interest 的事情，

周遭的人當然或多或少覺得莫名奇妙（那量則正比於在意程度）

第一個大嘗試是離開很喜歡的工作團隊與主管，去澳洲打工度假。

在那之前還有一個任性的 pre trial，

我先面試上 N 公司，然後在最後一關當面跟到台灣出差的美國面試官說我要一年後才能到職。

（即使這樣我從澳洲回台後還是又進了 N 公司）

澳洲是個成功的嘗試，

我在紅色大地上繼續做著與多數（亞洲）背包客不同本質的選擇。

經由那努力而得到什麼的過程，我開始理解「為自己奮鬥」的感覺，

一次又一次的證明自己的能耐。

回台灣後我繼續任性的在綠島做著我愛的潛水工作，

同時接到 N 公司的 offer。

往後幾年在 N 公司的日子我擴大嘗試，

瑜珈（差點去考教師證照），調酒，水肺潛水，自由潛水，

每一樣我都做到離那「真正的專業」只差一步的距離，

而那最後一步經常伴隨著過多的金錢或太多（懶得做）的解釋，

我不願踏出，但自認非常接近那專業。

35 歲時我踏出更大一步，去荷蘭念一個跟以前完全不同領域的碩士。

那真是很辛苦的兩年，

可又一次的，我撐過來了，

我抱著「不想只是待在台灣消耗那不成比例的美好泡沫」撐過來了。

可是畢業時我覺得哪邊有點 歪斜 的地方。

儘管我一如既往地努力，那並沒有像以往那樣回饋在我的碩士論文成績上。

荷蘭的兩年我始終相信我會拿到 cum laude 畢業，

但那過低的論文成績並不同意。

我不開心，我選擇視而不見，

我心想繼續念個博士好了，證明碩士論文口試委員們是錯的。

當然了，還有著其他 各式原因 推著我往那瑞士的博士之路邁進。

And then, here I am.

40 歲，躺在希臘一個度假小島 Samos。

這段日子我思考著到底怎麼把自己搞到這種 狀態。

就在幾個月前，剛過 40 歲生日的我，

開始與學校的心理諮詢師約談。

那些約談理所當然似的演進到昂貴的心理治療。

現階段的我，失去對一切事物的信心，

連日常生活的微小決定都無法做出。

我沒辦法說明晚餐吃節瓜還是花椰菜比較好，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吃什麼。

我變得防衛心很重，

我很厭倦什麼都得解釋的生活，

諷刺的是，那大概是我在歐洲這幾年學習到的唯一能力。

心裡治療師說我最好離開我的壓力源一陣子，

而我想那應該是我的工作。

是嗎？

度假已經到尾聲，

我依然沒有答案。

不過我想，

40 歲大概又是另一個 Transition。

過去十年間我問心無愧的幫自己選擇與爭取了很多，

為了那些爭取我不得不讓自己處在「什麼都接收」的狀態。

那的確使我接觸到更多機會，

但更多時候只是單純的消耗。

那狀態將我消耗至此，

是時候該開始幫自己做出「不要」或是「放棄」的選擇了。

那也許會很痛苦，尤其對一個沒有失敗過的人來說，但我不得不學會那「放棄」的能力。

我這麼認為。

小費這件事

在羅德島的最後一餐，我們選了一家前晚看到很多人排隊的餐廳。

因為去的早（六點半，希臘普遍九點才開始吃晚餐），店內只有小貓兩三隻。

服務人員的態度很棒，餐飲也真的很好吃。

我心想：「給點小費好了」

看了一下 invoice 上的價錢是 26.9 歐

（希臘規定餐廳一定要在餐前給 invoice 餐後才能給帳單，雖然兩者上面數字一模一樣）

在結帳刷卡時我對年輕的侍者說「make it twenty nine」

年輕弟弟似乎不明白，回了句「sorry?」

「make it twenty nine」我放慢速度回應。

他還是不理解，有點緊張的指著帳單說「it’s twenty six and nine(ty)」

「I know, but I would like to pay twenty nine」我又回了一次，用更慢的速度試圖減低他的緊張。

「...twenty two...?」拿著刷卡機的年輕弟弟好像想快點結束似的，什麼數字都好。

「no, I mean two-nine」只付 22 歐的話，難道讓他幫我們墊不夠的錢嗎？那怎麼行。

最後他才頓悟似的理解了我們要付 twenty nine 的理由，很開心的邊說 thank you 邊完成結帳。

走出餐廳在回家路上，隱約聽到身後有人大喊 “Mister!”

回頭只見他拿著我們忘在餐廳的包包跑來。

雖然不是非常遠的距離，但也不是店門口ㄧ二十公尺那麼近。

我道謝時在想，可能是剛剛給了小費，所以他這麼拼命的跑出來；

如果是在美國，只有沒給小費時侍者才會這樣匆匆忙忙的跑出來啊！（聽說）